通过私企老板为他人谋利是否组成受贿罪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时间：2022-03-09?浏览量：10930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宣布时间：2020-12-17 10:39

　　【典范案例】

　　何某，中共党员，某国有控股银行A省分行（简称A行）行长。2017年7月，A省民营甲公司卖力人李某请托何某帮其公司融资5000万元。因甲公司无经营业绩和典质物，不切合A行的贷款条件，无法直接从A行融资，于是何某允许资助从其他渠道融资，但事成之后要求占甲公司30%的干股，李某同意。不久，A省民营乙公司（在A行有9亿元贷款业务）卖力人马某与何某对接贷款事情时，何某要求马某帮甲公司融资，马某考虑到贷款需何某审批，遂要求与乙公司有业务关系的民营丙公司卖力人丁某向李某提供5000万元借款。何某据此要求在甲公司占干股30%，2019年2月至5月，获得分红190万元。2020年5月，何某被立案审查视察。

　　【不同意见】

　　本案中，对何某的行为是否组成受贿罪保存两种差别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某通过马某、丁某借款给李某，而马某、丁某均非国家事情人员，与何某无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何某不可直接决定马某、丁某向李某借款。故何某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不组成受贿罪。

　　第二种意见；某主管贷款审批的职权对马某具有直接的、较强的约束力，而马某通过丁某为李某融资只是马某筹资的一种方法。故何某的行为实质上是利用职权对马某形成制约从而为李某谋利并索取行贿，组成受贿罪。

　　【评析意见】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何某职权对马某形成直接有效的制约，属于利用职务之便，组成受贿罪

　　本案外貌上看，何某没有直接从其任职的A行违规贷款给李某，而是通过私企老板马某、丁某为李某融资，未利用自己主管贷款审批的职权，也未利用其他国家事情人员职权，容易被误认为何某不组成受贿。

　　笔者认为，上述看法未抓住受贿罪权钱交易的实质。在国家事情人员通过非国家事情人员为请托人谋利的情况下，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当”应作严格限制，即谋利事项必须是国家事情人员职权直接延伸即可实现，在该职权规模内，对非国家事情人员爆发强约束力。

　　本案中，马某与何某仅因事情见面两次，马某之所以允许借5000万元给陌生人李某，是因其在A行有9亿元贷款业务，属于何某的治理效劳工具，而何某身为A行行长，手中握有对马某公司贷款审批的权力，又居于治理关系中的绝对优势方，其审批权和监管职位能直接延伸作用于马某，在其职权规模内对马某具有强约束力，足以迫使马某为何某效劳。本案中丁某并非何某治理效劳工具，不受何某职权制约，仅是马某用以筹资的渠道，马某通过何人或者何种方法筹资实质上是何某为李某筹资的行为。因此，何某实际利用其主管贷款审批职权和监管职位使马某为李某融资，系利用自己职务上主管、卖力的职权，属于利用职务之便。

　　“两高”《关于治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执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到：“国家事情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当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本案中，何某身为国有控股银行某分行行长，利用职务之便为李某谋利，索取干股并获取分红，侵害了国家事情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切合受贿罪的组成要件，属于“干股型”受贿犯法。

　　二、国家事情人员对非国家事情人员的职权制约关系必须抓住权钱交易的实质并作严格限定

　　笔者认为，国家事情人员对非国家事情人员形成职权制约关系的条件，其一是国家事情人员的职权（监管）能直接、具体爆发作用并形成强约束力，足以压制非国家事情人员的自由意志；其二是利用的必须是公权力而不是基于情感、人格因素和社交因素爆发的影响力。假如本案中的马某并不属于何某的治理效劳工具，也无任何业务或项目需要何某审批，仅是何某私交甚好的朋友，那么认定何某通过马某为李某融资的行为组成受贿罪则会无限扩大适用面，在实践中应坚持审慎态度。虽然，在治理此类案件时，必须查实权钱交易的情况并用言证、书证等证据佐证，不可空泛地认为制约关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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