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指导】斡旋受贿后再行贿应否并罚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时间：2021-11-15?浏览量：13010

【典范案例】

　　2020年3月，张某因涉嫌不法制造发票罪被公安机关提请批准拘捕。张某朋友许某请托派出所所长朱某，并贿送15万元请其资助协调不予批准拘捕张某。朱某联系检察院侦监科科长王某资助，王某其时应允。几天后，王某看过卷宗体现案件有难度，但仍有操作空间，朱某遂送给王某6万元，王某以张某系从犯，无拘捕须要为由未予批准拘捕张某。朱某未将许某请托事宜见告王某，也未将协调王某治理此事见告许某。

　　【不同意见】

　　本案中关于朱某收受15万元后又送予王某6万元的行为如何定性爆发不同。

　　第一种意见：朱某收受许某15万元的行为组成受贿罪（斡旋受贿），送予王某6万元的行为组成行贿罪，两个行为相互独立，且不属于吸收、牵连等“包括的一罪”“科刑的一罪”等情形，应数罪并罚。

　　第二种意见：朱某收受许某15万元的行为组成受贿罪（斡旋受贿），但送予王某6万元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行贿罪。因为送予王某6万元的行为系朱某收受15万元后为张某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收、送两个行为之间具有目的与手段或结果与原因的牵连关系，应作一罪（受贿罪）处断。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评析如下。

　　一、从犯法组成看，朱某实施了两个行为，划分组成受贿罪和行贿罪

　　凭据2016年“两高”《关于治理贪污行贿刑事案件适用执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实际或者允许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朱某收受许某所送15万元，允许利用其职权或职位形成的便当条件协调王某不批准拘捕张某，此时受贿罪（斡旋受贿）已经既遂。朱某为请托人向王某提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请求，即便王某未作出许诺，或没有为请托事项实施其职务上的行为，都不影响朱某受贿罪建立。王某向朱某体现不予批准拘捕有操作空间，朱某送予王某6万元，王某遂作出不批准拘捕张某的决定，则朱某组成行贿罪。

　　朱某收受15万元后送予王某6万元，其基础原因是在请托王某历程中发明不送钱办不可事，于是另起行贿犯意，而这部分事实又凌驾了受贿罪的规模，应另认定为行贿罪。因此应认定朱某组成受贿罪、行贿罪两罪。

　　二、从行为关系看，朱某前后两个行为不保存牵连或者吸收关系

　　上述两个犯法行为，应准确界定其间关系，据此确定是“处断的一罪”，照旧“并罚的数罪”。笔者认为，本案受贿罪与行贿罪之间，一不具有牵连关系。刑法理论中，牵连犯是“科刑的一罪”，即当犯法的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划分冒犯差别罪名时，相互之间便建立牵连关系。司法实践中牵连犯的目的与手段、原因与结果关系应该类型化，即只有当某种手段通常用于实施某种犯法，或某种原因行为通常导致某种结果行为时，才宜认定为牵连犯。本案中朱某前后两个行为若是牵连犯，则必须证明受贿通常用于其行贿，或受贿通常导致其行贿，这显然不切合常理，因此二者不具有牵连关系，不可以一罪处断。

　　二不保存吸收关系。刑法理论中，吸收犯系“包括的一罪”。即：事实上有数个差别行为，其一行为吸收其他行为，仅建立吸收行为一个罪名。其主要原因是法益侵害的一体性或者行为的一体性。关于朱某上述犯法行为：首先，受贿和行贿在行为偏向、工具等方面均有差别，其行为不具有“一体性”；其次，受贿和行贿划分侵犯了朱某、王某“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虽然法益侵害的性质相同，但受贿、行贿事实无法适用一个法条进行评价。因此，朱某受贿行为不可吸收其行贿行为，其行贿行为也无法吸收受贿行为。

　　综上，朱某实施的受贿、行贿行为没有牵连关系，也不保存吸收的理由，实际上二者之间简直保存着一定的联系，即都追求“不批准拘捕张某”的配合目标。朱某为此向王某实施了两种“影响”：一是向王某斡旋。朱某利用其职权或职位形成的便当条件向王某打招呼，请其不批准拘捕张某。至于收受许某15万元，系实施斡旋行为的对价。二是向王某行贿。朱某向王某打招呼后，王某并未立即利用职权解决请托事项，在朱某送予6万元后，王某才作出不批准拘捕张某的决定。上述朱某向王某施加的两种“影响”均系为抵达“不批准拘捕张某”目的而接纳的差别战略，逻辑上是并列的。

　　综上，朱某收受15万元后又送予王某6万元的行为组成受贿罪、行贿罪，应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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